到底什么才是国际贸易

  三年前,《与全世界做生意》中文版问世,作者柯纳·伍德曼走遍四大洲,孤身一人与“全世界”做生意期间所经历的生动有趣的故事,以及在收获5万英镑同时收获的人生体悟,吸引了一批读者的目光。作者视角放得很低,着力展现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在不同情境中不同的生意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记住了伍德曼这个名字。

  三年后,这位经济学家、作家和主持人的新作《与全世界做生意Ⅱ》, 更进了一步,试图探寻每一件商品背后的故事,追溯它们在进入组装工厂之前,围绕“原材料——商品”演进的一系列过程中发生的那些不被世人关注,以及被表象蒙蔽的真相。伍德曼希望寻找到一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产生效用,能触及贸易链最底端贫穷国家底层民众的公平贸易,他为此呼吁世人通过购买“表里如一”真正“道德”的产品来改变世界。

  据该书译者闾佳在“豆瓣”中透露,这本书的书名直译应为《不公平的贸易》,出版社出于营销的考量,将其与《与全世界做生意》做成了一个系列。笔者以为略显牵强,其一,该书的内容已经放在了着眼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较大的层面上,通过贫穷国家民众真实生活的深度观察,寻溯这个世界上谁是促成贸易不公平的作恶者;其二,作者站在他的立场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有较多批评,而不再仅是一个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商业体验者;其三,作者开始试图探寻经济与道德相结合,改变世界的路径与具体方法。因此,本书无论从叙事内容、评论基调,以及作者的着眼点上都与《与全世界做生意》有了较大差异,该书原名《不公平的贸易》更能体现作者的核心表达。

  以第一章“不惜一切”为例,作者在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海岸,亲身实践当地潜水员在简陋设备的帮助下潜水的过程,观察潜水员每天的日常生活、经济收入,探寻造成他们守着最丰富的海上资源却仍然赤贫的真实原因。那里的潜水员没有安全防护,仅凭着粗陋的装备就下潜到30至40米深的海域捕捉龙虾,每天最多要完成10次这样的作业,这是在拿生命做赌博,已经超越了人体承受的极限。当伍德曼走进米斯基托附近的小村落,见到了一群身体异样的人,他们便是因常年过度潜水而患上了一种俗称“减压病”的病症,它会致命,但是很多潜水员并没有机会患上“减压症”,便在潜水过程中失去了生命。

  问题由此展开,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宣称,他们已不再收购潜水捕捉的龙虾,仅收购用捕捞网捕捞的龙虾,但仍有那么多的尼加拉瓜人选择潜水捕捞龙虾呢?因为这本身就是个伪善的命题,一只已死去被装入冰柜的龙虾,没有人在乎它的死因,同时也难以分辨它们是怎样被捉住的。美国的大公司表面上所做的仅仅是一种无罪宣言,不过为吃龙虾的食客逃避罪责提供了语言游戏而已。实际上,“尼加拉瓜潜水员陷入了一种两面三刀的游戏之中”,他们根本就无力购买捕捞网以及相应的设备,他们处于一环一环利益链的最底层,收入尚不足维持生计,用“捕捞网”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这些龙虾最终会在一环一环或明或暗的贸易流转中,最终游上“高举道德旗帜的美国公司的货架或者菜单上”。

  当“道德”被越来越多的西方消费者关注,一种崭新的营销方式便粉墨登场,那种贴有道德标签,经过某些道德认证机构认证的产品,拥有了更多的消费者。在本书中,伍德曼质疑了这种道德认证在现实中的有效性,当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时候,会被现实无限度扭曲。对于终端消费者来讲,他们没有分辨产品来源的能力,仅能依赖于道德标签对商品做出选择,而企业便拥有了道德表演的空间。尽管如此,伍德曼认为,对“道德”的表演,终比对“道德”的漠视好,起码在思想上迈出了指向公平的一步。

  在后续章节中,伍德曼还尖锐批评了中国。例如中国承接了来自西方的代工业务,改变了他国农民的生存模式,但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产业工人,也没能将恰当的利益再分配给贫穷国家的普通劳工。

  笔者以为,在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指针的市场丛林中,尽管某些国家已经宣称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仍改不了国际竞争中“弱肉强食”抢夺资源的真相,完全的贸易公平在西方发达国家崛起的路上并不多见。西方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利益链的最顶端,享有全球购买资源的底气和财力,通过贸易手段、军事手段,他们曾经而且正在压榨贫穷以及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正在依靠低价出卖资源、劳动力而换取眼前生存的权利以及以过度崛取资源为代价的眼前发展。纵观全球经济发展之路,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来形容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崛起,或许有些夸张,但依靠各种手段实现对其他国家自然财富和人力资源的价值转移,却是不二手段。所以,不能因为现代西方现有的“文明”而遮蔽其成长过程中的“不文明”,同样也不能因其将各项高耗能低产出的作业逐层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就掩盖他们才是其中利益最大获得者及各种污染和社会问题造成者的真相。作者对此一味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产生的某种负面作用,本身是有失公允的。

  不过,虽然这本著述在经济学层面上达不到专业程度,但反映了近年来在不断变幻动荡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一些贫穷国家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伍德曼呼吁各国一起致力于“道德”经济,逐渐改善“道德”经济表里不一的现象,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从这一方面看,本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至于作者的这些想法是否能在现实中实践,设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太长的路要走。不解决围绕在贫穷国家上空难以停息的炮火,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挥之不去的种族、宗教冲突,不能为贫穷国家居民提供另一种现实可行的生活方式,仅仅靠商业“禁止”和道德“讨伐”,恐怕也只会为这个世界增填更多荒谬和悲剧。

  伍德曼对中国的批评,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一面镜子,虽然他眼中映射出的是一个失真的中国,但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西方人对中国的警惕和怀疑。中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高速发展,确也凸显出较多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同时缺乏准备的中国企业在国内资源逐渐不足的情况下,开始向海外开拓,而他们不论从社会责任感和企业文化建设上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这在相当程度上,也给了西方发达国家质疑中国的理由。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言,国内的读者需要想一想,“‘发展’到底是什么?物质上的攀比,精神上的匮乏,缺乏独立见解,对自然环境的剥夺……是不是同样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除此之后,笔者还想再加上一点,那就是:我们更应深思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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